新一代军委班子成员之三:常万全
发布日期:2019-10-16 05:19   来源:未知   阅读:

  2013年3月16日,已经卸任总装备部部长近半年的军委委员常万全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接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十一任国防部部长。

  常万全是河南南阳人,至于其更为详细的籍贯,网上可查到多种说法。主要说法是河南省南阳县石桥镇麦仁店村(现属南阳市卧龙区),其他说法包括南召县石门乡,或白土岗镇,或皇路店镇等。也有说法是常万全原籍石桥镇,出生在南召白土岗镇。事实上,石桥、石门、皇路店虽分属两县,但相隔只有十数里,完全存在先辈在其间迁徙居住的可能。关于常万全的出生时间也有两种说法,官方资料是1949年1月;另一种说法则是,常万全实为1950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出生(属虎),入伍时上报的是虚岁19岁,结果被部队推定为1949年出生。

  常万全出生于农民家庭,父亲常运山有一手好的木匠手艺,人称“常三木匠”,2003年去世,享年82岁。帝王平特论坛母亲姓陈,是人称“一百成好人”的家庭妇女,经常日夜靠纺花织布卖钱供子女上学,2004年冬去世。常父育有子女5人,常万全在家中排行第二。常万全除小弟万琦也在军中任职外,大姐万荣、妹妹万勤和弟弟万军都在南阳生活和工作。常万全的妻子熊桂芳则是南召县留山镇人。

  常万全在上学期间一直品学兼优,小学在石桥镇朱村就读,初中在南阳县四中(现南阳市张衡高中、十一中)就读,高中则进入南召县一中。与“老三届”范长龙相类似,常万全的高中阶段学习同样受到“文革”的严重影响。据曾担任过南召一中校长的张纪功老人回忆,他在遭受“批斗”后,常万全仍能坦然走进他的房间,打水让他洗脸。老人对此举感动不已,至今还保存着常万全参军前送给他的笔记本。

  常万全特别喜欢打篮球,也就是这个爱好,让他有缘进入军营。据常万全儿时好友陈联君回忆,1968年2月,部队来南召征兵。当征兵领导和南召一中学生赛球时,发现了个头高、球技好的常万全。他们有意带常万全到部队锻炼,但常万全的父母起初并不同意。最后,征兵干部三番五次给父母做工作,终于还是把常万全带到了部队。而与常万全同期入伍的南召一中同学中,还有后来担任过广州军区空军政委的王玉发。

  1968年3月,常万全正式参军入伍,来到广州军区陆军第47军140师(6954部队)。47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曾涌现出全军闻名的“爱民模范”罗盛教(141 师侦察连文书)。1954年9月回国后隶属中南军区(1955年后改编为广州军区)。军部率139师驻湖南衡阳,140师驻湖南耒阳,141师驻广西桂林。1964年1月22日,宾利之家心水高手论坛,140师418团3连7班被国防部授予“欧阳海班”荣誉称号。1964年5月,驻粤北(韶关?)的127师转隶47军建制(1968年10月调归43军)。1964年12月3日,141师侦察连被国防部授予“红色尖兵连”荣誉称号。或许正是由于拥有打篮球这一“特长”,常万全入伍后即被分配到140师警卫连,直接在领导身边工作。

  当时,140师正在湖南省湘潭市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文革”爆发后,地方党委和政府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社会一片混乱。在湖南省,尤以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铁路沿线月,湖南省军区开始“支左”。同年6月,长沙等地“武斗”不断升级,社会秩序更加混乱,省军区的“支左”工作陷入困境。随后,周恩来亲自召集湖南省和驻军负责人,以及各派系代表赴京开会谈判。7月底,中央决定由47军为首解决湖南问题8月10日,中央正式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即“八十”决定)。为了更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47军军部由衡阳移驻长沙。同时,139师继续留在衡阳,140师移驻湘潭,141师抽调部队到长沙,127师抽调部分干部到株州“支左”。9月5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47军军长黎原担任组长。

  由于受到长沙局势的影响,湘潭的两大造反派斗争激烈,武斗不断,严重地影响到来自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前往韶山参观的安全。47军接管湖南工作后,先后发出通告,不准在韶山地区设置联络站,并派部队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做两派大联合工作。但仍有少数人员盘踞在湘潭锰矿等据点,拒不交枪,对立情绪很大。为此,47军决定以政治攻势为主,同时派部队武装进驻湘潭市。方案经中央批准后,军队出动飞机向有关地区散发传单。9月14日,140师从三个方向进驻湘潭市,踞守据点的武装人员被迫交出武器。部队立即组织两派群众坐下来办思想学习班,开展革命大批判。湘潭地区一年多的动乱局面逐步好转。至1968年9月,湘潭市核心领导小组和市革委会相继成立,并由140师师长王金轩出任主要负责人。军队干部也都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事实上,当时140师下辖的4个团中,419团、420团尚在洞庭湖的南湾湖农场参加围湖造田,炮兵520团则进驻道县“支左”。因此,当时进驻湘潭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可能只有140师师直部队和418团。

  1968年3月常万全入伍后,便参加了湘潭市的“三支两军”工作。期间,140师还曾出动兵力修筑了韶山滴水洞1号楼的防空洞和防震室等设施。一般的说法是由“欧阳海英雄连”(418团3连)执行了这项任务,但滴水洞当时属于绝密工程,至今也鲜有参建部队的详细资料公开。因此,当时在140师师直的常万全是否也曾参与这项任务,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毋庸置疑的是,常万全在部队的表现非常出色,入伍8个月后便入了党,并担任了班长。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边界局势日趋紧张。同年10月18日,为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发布“一号命令”,全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后,军委决定47军“编入全国战略预备队,在适当时机进驻指定地区”。47军各部队相继撤出“支左”单位和生产基地,分别移至长沙、衡阳、岳阳等铁路沿线师独立警卫连排长。

  1955年,兰州军区成立时只有两个陆军师,即11师和55师。1959年3月,11师入藏平叛。同时,抽调北京军区21军61师、62师配属兰州军区,执行甘南平叛任务。1960年10月,11师转隶西藏军区。随后,62师转隶兰州军区。61师于1961年6月归建21军。1967年2月,北京军区21军移防陕西西安,执行“三支两军”,成为兰州军区下辖的第一个陆军军(62师归建)。

  1969年10月18日,为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发布“一号命令”,全军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部队进行了全面动员,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对于来犯之敌,中央判断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大同、张家口到首都北京最近,直线公里;二是陕西榆林、绥德、延安方向;三是酒泉以北河西走廊一线。为此,陆军部队进行了大规模扩充和调整。南京军区27军和福州军区28军移防河北张家口和山西临汾,以加强北京军区力量;兰州军区组建19军,以弥补河西走廊的防务空虚;广州军区43军和昆明军区54军移防河南,转隶武汉军区,作为全国战备预备队。

  1970年3月,进一步决定47军移防陕西,进一步加强西北地区防务。4月28日至5月19日间,47军部队先后分别从岳阳到衡阳间的19个火车站登车离开湖南。至5月底,47军按既定顺序,各部队分别到达陕西的指定驻防地区。根据军委布署,47军驻防西安以北的机动位置。其中,军部驻临潼,139师驻华阴,140师驻耀县,141师驻蒲城。移防之前,根据广州军区党委指示,“三支两军”的野战军干部原则上统一交给省军区领导。47军包括副军长刘善福、副政委李振军,以及140师原师长王金轩等在内的各级干部共1090人留在了湖南。140师领导班子在北调后进行了调整,新任师长孙暮林,政委尹利勤。同年7月,常万全也被充实进入机关,担任140师司令部作训科参谋。

  47军移防陕西后,一方面积极进行营区建设,一方面加强战备训练。1970年7月起,军长黎原亲自组织全军100余名团以上主要领导和参谋人员,对陕北和晋北预定战区内的90多个县市进行了勘察。随后,拟定了详细的战备预案,反复组织演练。同时,为了贯彻军委《关于办好教导队加速轮训部队基层干部的指示》,提高基层干部的军事素质。47军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教导队和轮训队,分期分批轮训基层干部和司令部参谋人员。艰苦的生活环境和高强度的战备训练,使常万全的军事素质和业务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1974年3月,常万全又从师司令部调入军司令部,担任作训参谋。同年11月,47军率两个师和军属炮兵团、高炮团在关中北部和陇东地区进行实兵实装检验性演习,向两个战役出击方向机动演练,检验和落实了各级战备议案。

  从1970年开始,常万全先后在师、军和军区司令部担任作训参谋和作训处长,积累了丰富的战备建设和军事训练经验,直到1983年升任师参谋长。其间,常万全还短期担任过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秘书。

  1973年12月,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皮定均对调,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后,与其搭档冼恒汉的合作并不愉快。冼恒汉自1955年兰州军区成立时即开始担任兰州军区政委。“文革”期间,冼恒汉担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和军区党委,以及甘肃省委和省革委会主任(“四个第一”),集甘肃省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韩先楚到任后,通过实地勘察战场设置和边防,主持对兰州军区防御作战的主要方向和重点进行修改。甚至在尚未得到军委和总参批准的情况下,仍将相关部队的驻防进行了调整。总参得知后,对兰州军区提出了批评。1974年3月,中央下达中发[1974]9号文件,对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提出批评,身在兰州的韩先楚也因此受到牵连。此后,韩先楚长期在北京等地治病休养,与冼恒汉等人在工作上的矛盾也日趋尖锐。1975年9月,冼恒汉甚至还专门向中央上书,报告了韩先楚来兰州后的一些问题,请求帮助解决。

  在此背景下,韩先楚对同样出自四野并参加过抗美援朝的47军“倍感亲切”。1975年7月,47军军长黎原升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并分管作战工作。“文革”结束后,冼恒汉于被隔离审查,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随后,兰州军区对各级干部也进行了清查。19军和21军的军政主官均被免职接受审查。47军非但没有受到影响,甚至新任19军军长胡伯华和21军军长刘凌也分别是47军原军长和政委。1978年2月,在47军已经工作10年的常万全调进兰州军区作战部,担任作战二科参谋,负责战场建设和边防工作。但常万全在作战部只工作了半年,1978年9月便调任韩先楚司令员的秘书。1980年1月10日,韩先楚被增补为军委常委,二野出身的海军原第二政委杜义德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3月到任)。常万全则回到47军,担任司令部作训处副处长。1年后,兰州军区原作战部长尹志超升任47军参谋长,主持司令部工作。随后,常万全也升任作训处长,积极投身训练改革。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之下,47军成为1980年代初期全军区乃至全军训练改革的一个标杆。

  1980年3月,杜义德司令员到任后,在陕南、米脂、榆林、绥德等地视察时,对47军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47军是老部队,有王震359旅的底子,这个部队一定要带好。这两年部队事故多,要从抓部队作风着手,注意团结;抓好战备、抓好训练。”随后,兰州军区将夜间训练改革的试点任务交给了47军。47军在夜间基础科目训练的基础上,进行了与敌夜视、照明器材作斗争的战术、技术训练。并在夜间训练现场会上进行了“步兵营夜间对仓促转入防御之敌进攻”和与敌夜视、照明器材作斗争的幻灯教学和对抗演练,取得了良好效果。

  47军在训练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也引起了高层的重视。1980年11月,总参在43军召开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会议要求按照未来战争要求,搞好训练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提高在现代条件下进行夜战的能力。1981年初,总参委托兰州军区在47军139师417团组织多兵种合成作战的夜间训练改革试验。从单兵、单车、单炮的夜间基础训练到团夜间进攻战术共40个项目,逐个进行改革试验,取得了上万个数据,摸索了与敌夜视、照明器材作斗争的手段和夜间战术训练的路子。同年10月7日至13日,总参在417团召开全军夜间训练改革现场会,副总参谋长张震和总长助理韩怀智等军地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听取了汇报,观看了各兵种与敌夜视、照明器材作斗争的试验成果展览和“加强步兵团夜间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的实兵战术演习。张震后来对47军的训练改革做出如此评价:基本“解决了团以下夜间训练的内容和方法问题,为全军摸索出了一条夜间训练的路子”。

  1982年以后,除了继续夜间训练新课题试验,47军又制定了战术课题试验的3年规划。以两个加强步兵团进行战争初期依托阵地或不远离阵地打中小规模运动战的试验。某步兵团在进行现代条件下进行伏击战的试验中,广泛搜集外军的有关资料,探讨了外军坦克、摩托化步兵营遭受伏击时的行动特点和部队在陕北黄土高原进行伏击作战的行动与组织指挥,并进行反复演练。1984年,某步兵团进行了打机降的42个项目的试验。对外军机降作战特点,陕北黄土高原地形对反空降作战行动的影响和反空降兵力部署、组织指挥、协同与保障等多方面进行了试验。某步兵团二营进行了“特种营”作战试验,对渗透敌后侦察、破袭、袭击等战术手段以及组织指挥等进行了探讨和演练。该营还多次到黄土高原和沙漠地区进行敌后生存与作战的训练。此外,47军还进行了与外军模拟分队进行实兵对抗演练的试验,以及夜间坚固阵地防御和穿插、奔袭作战的试验。并对试验的115个改革项目进行鉴定,其中总参谋部和兰州军区验收后确定推广的项目有11个。

  1982年12月,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临上任前,军委主席亲自与郑维山谈话。说:“交给你两个战略任务,一是希望用二十年时间绿化大西北;二是要选拔和培养八到十个接班人......”1983年1月,郑维山到任兰州后,传达了的指示:要求解放思想,冲破框框,加快干部班子年轻化的步伐。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军面前的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我们老同志要发现和培养八到十个四十岁到五十岁的接班人,先放到师和军工作两年,再从中选拔优秀的到上级工作。在郑维山的推动下,兰州军区党委一班人先后用一年多的时间,利用各种下部队等机会,对几十名团以上干部进行了综合考察,最后确定了20多名重点培养的干部苗子。10多年后,这些干部相继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有的已是大军区级的主要领导,有的已调到了总部、军委等高级领导机关工作。其中便包括曾经担任过军委领导职务的和王克。

  1983年5月,全军为了进一步推动干部年轻化,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被破格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此时,34岁的常万全升任140师参谋长,又回到入伍时的老部队。140师新任师长周美华(原140师参谋长)和政委李平安(原140师炮兵团政委),都年长常万全10岁。1985年8月20日,47军改编为47集团军。140师撤销,师部改编为47集团军炮兵旅。原140师政委李平安转任139师政委,常万全则改任139师副师长。139师是47集团军的主力师,时任师长黄俊杰。139师的前身是红6军团,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改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因参加南泥湾大生产运动而闻名于世。1964年被确定为全军战备值班部队,1975年编为甲种步兵师,1985年编为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

  1984年4月,昆明军区14军(军长刘子波,政委荀友明)胜利收复老山。随后,决定,全军各大军区轮流派部队到云南参加守边作战,经受实战锻炼,培养战斗骨干。1984年8月,11军(军长马秉臣,9月后由接任,政委曲明耀)正式接替14军的老山地区防御作战任务。同年12月,老山防御作战任务移交给南京军区1军(军长傅全有,政委史玉孝)。1985年5月,济南军区67军(军长张志坚,政委姜福堂)接替老山地区防务。1985年8月26日,决定,兰州军区的云南老山轮战任务由47集团军执行。

  47集团军(军长钱树根,政委宫永丰,副军长周美华,副政委潘庆然,参谋长邹庚壬,政治部主任周永顺)的参战部队为步兵第139师(师长黄俊杰,政委李平安)、步兵第141师421团、炮兵旅(旅长龙大位,政委刘学理)、高炮旅(旅长禹喜华,政委王惠堂)、通信团、工兵团,并配属第21集团军61师(师长刘登云,政委张海阳)、军区炮兵第1旅(旅长成福顺,政委田泽先)、工兵第14团、汽车第26团,以及侦察、保障等分队,共3.7万余人。1985年12月,47军经陆路运输进入文山、砚山两县集结,进行临战训练。刚刚进驻文山,139师副师长常万全便组织部队针对战场环境和任务特点,积极开展训练。常万全还亲自下到连队指导工作,摸索新的训练模式。

  不过,47军在文山驻训期间,管理事故频发,当地甚至流传着“47军一天不走,文山则一天不得解放”的说法。1986年4月底,47集团军所属部队正式接替67集团军在老山战区的防务。之前,141师政委刘冬冬(原139师政治部主任)紧急受命,改任139师政委。而且为了严格执行战场纪律,前指甚至要求139师和61师各抽出一位副师长专门负责管理,不参与作战指挥。因此在轮战初期,时任139师副师长常万全可能主要负责部队的安全管理工作。当时139师的领导还有参谋长张杰、政治部主任李统厚、后勤部部长欧勇。

  1986年10月14日,47军组织了接防老山战场后的首次进攻战斗(代号“蓝剑-B计划”)。 139师416团5连奉命担任拔点作战任务,军、师炮兵支援其战斗行动。并在老山主峰设立前线师副师长常万全担任总指挥。突击队不到半小时即攻占604号阵地和968号高地,达到预期目的后全部回撤至原阵地。此次战斗中,47军炮兵火力歼敌187人;突击队歼敌87人,伤敌28人,俘虏2人;突击队牺牲22人,伤56人;炮兵伤亡12人。并涌现出顾金海烈士等著名战斗英雄。曾担任“蓝剑-B计划”现场报道任务的原139师宣传干事陈耀文后来有如此描述,“这是一场豪华的带有表演性质的拔点战斗,战斗过程运用微波传输技术传输到师指挥所”,也被称为军史上首次进行现场直播的战斗。

  此后,47军又先后组织了10.19战斗(34-1工程,出击55号阵地,61师182团9连),1.5战斗(北虎行动,出击310阵地,141师421团7连)和1.7战斗(黑豹计划,出击167高地,139师417团4连)等3次出击作战。1987年4月30日,47军防务正式移交北京军区27集团军。6月,各部队陆续返回原驻地。47军在老山轮战的1年中,共粉碎越军800余次偷袭、袭扰;实施4次加强连规模的出击作战,歼敌6597人,圆满完成了赋予的作战任务。全军共牺牲149人,负伤892人。1988年清明节,47军纪委专职副书记王玉兴与139师副师长常万全作为军、师两级的代表,专程前往麻栗坡烈士陵园扫墓。

  1987年5月12日,发布命令,通令嘉奖第47集团军全体参战指战员。同时授予步兵第139师417团4连“英雄四连”称号;授予步兵第61师182团9连“攻坚英雄连”称号;授予某步兵团100滑膛炮连“英雄神炮连”称号;授予417团4连排长马玉革“战斗英雄”称号;授予182团9连副连长赵怡忠烈土“战斗英雄”称号;授予第139师416团5连战士顾金海烈士“战斗英雄”称号;授予步兵第141师421团8连副班长郑钰“英雄神枪手”称号;授予步兵第61师181团6连战士牛先民“战斗英雄”称号。在47军参战部队(含配属部队)中,至今至少已经走出了4位上将:军长钱树根(后任副总参谋长)、139师政委刘冬冬(后任济南军区政委)、61师政委张海阳(现任第二炮兵政委)以及139师副师长常万全。而现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当年作为47军司令部作训处处长,也参加了老山轮战。

  在常万全的履历中,曾经长期在师以上机关担任参谋和秘书工作,直到1983年出任140师参谋长,才真正成为一个“带兵人”。但作为一个军事干部,缺少团及团以下作战部队工作经历,特别没有担任过团级基本战术单位的主官,多少也是一种缺憾。1985年9月起,常万全又担任了5年的139师副师长。期间,除龙大位于1988年4月担任师长外(原师长黄俊杰调任西安陆军学院训练部副部长),47军和139师主要领导没有进行较大变动。直到1990年,全军各大单位和军、师级领导班子陆续进行大范围调整。

  1990年4月,兰州军区领导班子调整,司令员傅全有、政委曹芃生,副司令员邢世忠(留任)、王克、陈超(6月任职)、孙景华(军区空军司令员兼,留任),副政委宫永丰、王茂润,参谋长迟云秀,政治部主任孔昭文;同年6月,47军领导班子调整,军长,政委周永顺;同年9月,139师领导班子调整,41岁的常万全升任兰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原部长蔚振忠调任铜川军分区司令员。47军部队在老山执行轮战任务时,成都军区司令员正是傅全有,而时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邢世忠和参谋长迟云秀都是广州军区出身。显然,当时兰州军区的主要领导先前多与常万全有过一定的工作关系和历史渊源,无疑为常日后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作用。

  常万全在军区作战部部长任职只有1年半,1992年2月便下放作战部队,担任第21集团军61师师长,这也是常的履历中第一个作战部队主官职务。同年9月,常万全晋升为大校军衔。61师驻甘肃天水,是21军的主力师。61师的前身为鄂豫皖红28军,先后发展为新四军第4支队,新四军第2师4旅和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4师。参加过抗美援朝和甘南平叛作战。1985年12月至1987年5月曾配属47军执行老山轮战任务。1989年4月被确定为全军首批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当时,与常万全搭档的师政委是张海阳。军长是原47军军长钱树根。8个月后,张震升任军委副主席,钱树根升任兰州军区参谋长,张海阳也奉调进京。61师政委空缺近半年,由师长常万全一人军政双肩挑,直到次年2月由师政治部主任王焕新升任师政委。

  常万全在担任师长后,认真研究新条件、新任务和新装备对部队带来的新挑战,使部队建设和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并被评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师。1994年2月1日,《解放军报》发表了军旅作家张应银(现任47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报告文学《梦之战》。文章生动介绍了某师转变旧观念,钻研新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的经过,也向读者展现了发生在戈壁滩上的一场现代化攻防对抗演习。而文中那位善于思考和勇于探索的师长便是常万全。

  1994年3月,常万全进入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这也成为其将获得进一步提拔的“信号”。此前,常万全在担任139师副师长期间,曾经参加过渭南师专的函授课程,获得了大专学历。1994年11月,45岁的常万全被任命为47集团军参谋长,跻身军职干部之列。1995年1月,常万全结束国防大学的深造,返回部队。此时47军的领导班子,与5年前调任军区作战部时已有较大调整。时任军长邹庚壬,政委赵可铭,副军长张聿法、龙大位(原参谋长),副政委徐兴,主任骆正平。1997年7月,常万全晋升为少将军衔。同年11月,47军原军长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任上回到兰州,升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常万全在担任集团军领导期间,多次组织师旅级实兵实弹演习,特别是在万人千车参加的“西部-95”演习中组织严密,不亡一人,不损不丢一件武器装备,受到现场观摩军委首长和与会同志好评。1995年4月和1996年7月、11月,军委副主席和、张震先后视察47军部队,对部队工作所取得成绩给予了肯定。其中,“西部-95”演习是解放军在近年内举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陆空联合作战演习。

  1995年9月初至10月中旬,兰州军区举行以合成集团军边境地区机动反击作战为课题的实兵实弹演习,代号为“西部-95”演习。战役演习阶段于9月1日至10日在宁夏银川和青铜峡地区举行,重点演练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役机动、指挥、协同等课题,参演总兵力达3.5万人。其中47军参演部队(欠反坦克412团)共20233人,动用各种车辆2214台,装甲车辆136辆,火炮410门,于9月上旬完成“西部一95”战役演习任务。战法演练阶段于9月中、下旬举行,参演部队为47军139师、坦克旅、炮兵旅(欠100滑膛炮营)、炮兵第1旅(欠152加榴炮、130加农炮各1个营)及部队首长机关部分人员共12646人,各种车辆1323台,装甲车136辆,火炮317门。1997年10月,兰州军区又组织了全军首例依托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陆、空和二炮部队异地同步共演的西部-97联合战役演习。

  长期的机关工作经历,也使常万全养成了勤于学习和思考的习惯,善于分析总结工作中的新特点和经验。走上师、军职领导岗位后,常万全在《参谋学刊》和《军事学术》等军内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例如,作为应急机动作战部队的师长,常万全曾探讨过边境应急机动作战的新特点,并提出在高技术局部战争中不宜强调每战都打歼灭战的观点;担任集团军参谋长后,常万全认为着眼高技术战争需要,强化司令机关业务训练,必须在努力提高业务训练标准和质量上下功夫。担任军长后,常万全在《国防大学学报》发表论文认为,采用对抗形式的战役演习将有利于使集团军的战役训练真正走向深入。

  1967年,21军转隶兰州军区。2年后,军长胡炜和政委刘建功便分别升任军区副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不久,21军出身的19军军长杜绍三也升任军区副司令员。不过,47军自1970年转隶兰州军区后,其干部在兰州军区一度处于受压制状态。直到1975年,47军军长黎原才升任军区副司令员。“文革”结束后,47军干部逐渐“扬眉吐气”。此后20年间,47军历任军政主官均得以晋升副大军区以上职务,其“表现”远优于21军。不过,这些干部大都只是“过路神仙”,只有钱树根、刘冬冬和邹庚壬算是“土生土长”的47军干部。而当年随军入陕的湖南籍干部,虽然一度构成47军各级干部的主体,但大都并未能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例如,1985年整编后47军的军师旅级的主要领导中,湘籍干部至少包括副军长周美华(邵东)、参谋长邹庚壬(新化),139师师长黄俊杰(洞口)、政委李平安(邵东),炮兵旅旅长龙大位(凤凰)、政委刘学理(津市)和高炮旅旅长禹喜华(隆回)等人。但其中大都止步于正副军职,只有邹庚壬担任了47军军长和军区副司令员。

  常万全是47军成长起来的干部,1983年在“干部年轻化”的大背景下,即被提拔为师参谋长,时年34岁。但此后常万全在副师职岗位历练前后长达7年,直到1990年后其任职才第一次走上“快车道”。这显然离不开来自军区高层的强大推力。1985年,47岁的广州军区原55军军长邢世忠升任兰州军区参谋长。3年后,邢世忠改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分管作战等工作。在此期间,常万全被提拔为军区作战部部长,1年半后又转任兰州军区唯一的“快反师”61师师长。1994年3月,常万全被选调进入国防大学进修,随后并被任命为47军参谋长。不过,邢世忠于同年12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半年后又升任国防大学校长。

  由于国防大学的绝大部分教研人员缺少部队团以上领导岗位的任职经历,虽然采取到部队相应岗位代职等方式来弥补实践经验的不足,但与高层次的军事学教学科研需求仍有很大差距。1996年9月,国防大学向军委总部呈报《善于加强我校教研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请示》,建议由总部直接从部队和大军区级机关选派优秀师团职指挥军官来校担任教官,任职2至3年,期满后仍回部队。1998年起,一批来自于作战部队的师职领导干部开始进入国防大学教研单位领导岗位代职。1998年6月,或许正是由于邢世忠的大力推荐,已经担任47军参谋长近4年的常万全成为国防大学首位直接由作战部队岗位调任的教研室主任。此前,国防大学历任战役教研室主任也多有作战部队短期代职的经历。例如,原军事学院军事教研室主任王厚卿曾于1985-1987年在47军代职副军长,参加了老山轮战,回到国防大学后便出任战役教研室主任。而常万全的前任张兴业也曾任1军代职副军长。

  来到国防大学后,常万全和其他代职干部一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投身于教学科研工作实验。既为教学科研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又为增强教学科研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教学科研质量的提高做出了积极贡献,受到广大学员和教研人员的好评。1999年1月5日,视察国防大学,在作战模拟大楼观看了由国防大学研制开发的“战略决策训练系统”和“战役指挥训练系统”(代号“红山971工程”)。同年5月,国防大学主办由全军各大战区和海、空、第二炮兵主管作战训练的领导参加的联合战役进修班,探索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训练路子。2000年10月,总参军训部组织全军科技练兵成果交流活动。期间进行了全军首次利用计算机模拟系统组织网上异地大规模诸军兵种首长机关联合对抗演习、参谋“六会”作业和远程教学。网上演习的总导演部设在国防大学,由国防大学校长邢世忠、政委王茂润担任网上首长机关对抗演习的总导演。总参谋长傅全有和常务副总参谋长等亲临国防大学,观看网上练兵交流。

  2000年10月,全军科技练兵成果交流活动结束后,在国防大学任职已经满2年的常万全如期回到兰州军区,担任47军军长。而接替国防大学战役教研室主任的,则是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章沁生。其时,兰州军区司令员李乾元,政委刘冬冬,副司令员陈秀、马晓天(军区空军司令员兼)、郑守增、邹庚壬,副政委李宝祥、肖怀枢,参谋长曲方桓,政治部主任张秋祥。21集团军军长房峰辉,政委孔瑛。与常万全搭档的47军政委是骆正平。骆正平来自于56师,1996年常万全还在担任军参谋长时,骆正平便由军政治部主任升任军政委。此后,常万全的任职再次进入“快车道”。 2002年1月,47军军长任职只有1年多,常万全便升任兰州军区参谋长。同期新任命的还有4位军区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高中兴(59岁)、济南军区参谋长高春翔(58岁)、广州军区参谋长叶爱群(55岁)和成都军区参谋长刘亚红(56岁)。此时,常万全刚满53岁,是全军最年轻的军区参谋长。2年后,常万全又转任北京军区参谋长。

  2002年11月,中共16大上,中共领导层实现新老交替。由、等人组成的新一代军委班子基本形成。在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常万全与马晓天、许其亮、李安东、符廷贵、等11位副大军区职干部入选中央委员,为1987年中共13大以来的历届之最。而沈阳军区参谋长范长龙此时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无疑,常万全已经成为高层重点培养的一位“希望之星”。

  军委副主席与常万全虽然同出于兰州军区,但两人工作上的“交集”似乎并不多。出自兰州军区“土生土长”的55师及而后的19军,而常万全则出自“外来”的47军。1978-1980年,担任19军作训处处长,常万全为兰州军区作战部参谋和韩先楚司令员秘书;1985-1990年,担任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常万全为139师副师长;1990-1992年,担任47军军长,常万全为军区作战部部长;1997-1998年,担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常万全为47军参谋长。显然,郭、常二人虽同在兰州军区共事,但更多只是工作往来,并无直接上下级关系。1999年9月,成为军委委员、常务副总参谋长,为日后跻身第四代军委领导班子的核心成员铺平了道路。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出任主席,被增补为军委副主席。随后,57岁的总参谋长助理范长龙升任济南军区司令员。3个月后,55岁的北京军区参谋长常万全升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成为全军最年轻的军区司令员。仅仅3年时间,常万全便从军长跃升为军区司令员。晋升速度之快,为近年来所罕见。由此也可见其背后推力之强大。

  版主刚在文中提到常部长1996年到47军担任参谋长的时候,政治部主任骆正平即升任军政委,但骆正平却自此止步不前,在47军政委位置上一干就是10年,直至2005年退休,相比同期两任军长常万全、徐粉林,先后晋升正大区,甚至军委委员,骆正平实在是情何以堪啊!按说47军风水不错,还有上层大人物照顾(2002年即已担任军委副主席),骆怎会如此,哪位高手能解释?

  从军长到军委委员的四级阶梯中,常共干了四个职位。四个职务中,有两个职务只干了一年,也就是说50%的工作岗位工作只干了一年。有一个职务干了两年,也就是说25%的岗位只干了两年。最长也只有一个职务干了三年,为25%,太蜻蜓点水了。北京军区参谋长仅一年时间里,可能对北京军区师以上作战部队都没走遍,如何为北京战区制定作战计划?

  2004年12月,北京军区参谋长常万全升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而当时沈阳军区的主要领导班子成员中,分别来自于6大军区和总参,唯独没有“地道”的沈阳军区出身干部。如司令员常万全和副政委政委周永顺出自兰州军区,姜福堂和副司令员吴玉谦出自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毛凤鸣、刘亚红分别出自总参和成都军区,副政委李运之出自广州军区,参谋长李世明出自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潘瑞吉出自南京军区。其中周永顺自1983年起即先后担任47军政治部主任和政委,曾经是常万全的老上级。2000年10月因“乌鲁木齐军车爆炸事故”被免去新疆军区政委职务,后调任沈阳军区副政委。

  长期以来,中国陆地边防一线地区由解放军边防部队和公安边防部队分段管理。其中,中朝边界1334公里和中缅边界云南段1997公里,由公安边防部队管理,其他各段共189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由解放军边防部队管理。2003年6月,中央决定将公安边防部队担负的边境防卫任务移交军队,统一全国陆地边境防卫管理模式。根据总参谋部和公安部《中朝边界、中缅边界(云南段)边境防卫任务交接方案》规定,自2003年9月10日零时起,公安边防部队担负的中朝边界、中缅边界云南段边境防卫任务正式移交给解放军边防部队。解放军边海防部队主要负责边境、沿海和海上防卫警戒,防范、制止和打击外来入侵、蚕食、挑衅以及越界破坏等活动。

  常万全就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不久,便与李运之副政委带领军区机关联合工作组深入到各集团军驻边境地区部队开展作战能力建设综合调研。并集中一个多月时间,专题展开边防建设研究和筹划,提出了“五边”建设构想:即“政治安边、富民兴边、军事强边、外交睦边、科技控边”。随后,以军区边防委员会的名义制定下发《关于加强中俄、中朝边防全面建设的意见》。中朝边防转隶移交军区部队后,中央也加大财政投入,在边防一线统一新建营房、哨所、码头、道路等硬件设施。沈阳军区也积极筹措经费,从2005年起分阶段、有步骤地启动了边防部队应急作战能力建设,重点加强指挥控制、管边控边、后装保障、国防动员等体系建设。首先完成了通化和白山方向,2006年又完成了延吉和丹东方向。

  2006年,常万全又带领机关联合工作组对上一年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做了全面检查验收,大力推进战备、教育和训练的落实。同年9月,为了贯彻落实全军军事训练会议精神,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机步190旅和北京军区某装甲旅首次进行跨区远程机动演练。此次跨区演练中,190旅成建制远距离机动,开赴千里之外的北京军区朱日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以贴近实战设置复杂电磁环境和组织实兵实装“红蓝”对抗为主要特点,旨在检验和评估部队作战能力和训练成果,探索高技术条件下新训法、战法。为我陆军机械化部队训练掀开崭新一页。2007年3月,沈阳军区再次对重点部队进行了作战能力建设实案化检验,以临战姿态和实战标准,对综合作战能力进行系统评估。通过3年反复推进,使全区部队的作战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2006年,为了推动训练工作,提高高中级指挥军官的能力素质,沈阳军区还制定出台了《师级指挥军官军事素质考核认证办法》,将集团军的师级指挥员与边防军分区和预备役师的指挥员均纳为考核对象。为此,军区成立师级指挥官军事素质考核认证委员会,由刘亚红副司令员担任主任,四大部门1名领导任副主任,军区司令部作战、军训和兵种部、动员部,政治部组织、干部、纪检部、联勤部司令部,装备综合计划部等领导任委员,负责考评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同年12月,沈阳军区首次组织师级指挥军官素质考核认证大比武。其中,9名被认定“优等”的师级指挥军官获得了同等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的“通行证”;37名被评为“合格”的师级指挥军官获得入选军区“后备干部库”资格;7名未能获得合格认证的师级指挥军官,暂时失去提升资格。

  2007年9月,中共17大上,军委人事进行“微调”。原副主席退休,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仅仅3年的常万全再上一层楼,成为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其余6位军区司令员中,除了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60岁)为2004年9月任职外,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56岁)、兰州军区司令员王国生(60岁)、南京军区司令员赵克石(60岁)、广州军区司令员章沁生(59岁)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世明(59岁)都是在17大前刚刚任职。显然,即使仅从担任军区司令员的资历考虑,范长龙也要优于常万全。但这仅有的一个跻身军委班子的名额,最终还是由常万全获得。

  常万全在担任总装备部部长期间,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常万全担任了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先后圆满完成“神七”(2008年9月)、“神八”(2011年11月)任务。2012年6月,“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顺利实施首次手控交会对接。同时,以歼-20隐形战机(2011年1月首飞)为代表的国产主战兵器和“辽宁”号航空母舰(2012年9月正式入列海军)陆续亮相,标志着新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和建造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因此,17大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常万全将在中共18大上,接替的位置,成为新一届的军委副主席。因为根据“七上八下”的原则,原来的军委班子中将有常万全、许其亮、吴胜利等三人留任,并极有可能分别锁定新军委班子中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三个位置。

  2012年的春夏之交后,坊间传出各种版本的新一代领导班子名单。2012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于2012年11月1日在北京召开。同时建议,中共18大于2012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10月中下旬,军队正大军区职人事调整陆续到位。11月4日,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决定,增补范长龙、许其亮为副主席,新一代军委班子的组成人员基本明朗。范长龙以军区司令员跃升军委副主席,成为解放军历史上最大的一匹“黑马”。随后,中共18大上,常万全成为排名第一位的军委委员,并已卸任总装备部部长。2013年3月,常万全毫无悬念的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成为位于八一大楼的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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